企业对政府定位的要求--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讨论

高世楫&王巍

　　钻石体系

　　高世楫：我是大约10年前首次阅读波特（Michael E. Porter）这部长达800多页（英文版）的宏篇巨著的。当时我还在英国，比较关注欧、美、日三方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产业政策的作用，那时围绕半导体工业发展和高清晰度电视标准制定中的政府政策问题讨论比较热烈。在此之前，我阅读过波特的《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两本书，觉得他的那套关于企业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的分析体系比较新颖，特别对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五种力量的分析，使我们可以通过讨论现实世界中的公司行为来理解经济学中关于竞争的抽象描述。 《国家竞争优势》（台湾天下文化1996年译文版）一书里，他分析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的基本机制，对政府的角色定位讲得比较清晰和透彻，通过他的钻石理论分析了政府在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这本书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的基础是生产率和可利用的资源，提高竞争力的根本是提高生产率。政府的角色，应该定位于创造有效的制度环境、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于人力资源、投资研究和开发、创造必要的需求等。对比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阶段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定位，这两个角度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波特的这套体系应该是我们分析未来政府职能定位的参考。

　　王巍：看了你的一篇关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文章后，我就把波特这本书又捡起来看了一遍。感觉很深刻的一句话，"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正是国家应当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国家政府的作用是创造制度，刺激整个产业大环境的发展，鼓励产业能够提升和创新。了解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对于政府管理者、对国营企业来说也是从一个新视角来把握关系，政府到底该进什么，该退什么。

　　高世楫：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到底政府和企业各自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们讨论国家竞争力的中心问题。在国家逐步由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学习和成长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政府角色转换还没有及时到位。 波特这本书，原本是讲关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的，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和单元是企业，企业对于市场化运作的ABC是已掌握好的。比如说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市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开发投资等等，都基本上市场化。他觉得基本单元的运作必须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所谓政府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竞争和提高效率的市场环境。客观地讲，我们在承认中国企业的进步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它们在市场化运作的ABC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目前中国真正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企业，包括像长虹、海尔这些成长比较快的企业，他们第一步就是把企业运作的ABC做得很好。目前并非所有的企业能够练好市场运作的ABC，这与市场环境压力和政府角色转换不到位有关系。

　　不良资产是社会发展的正常产物

　　王巍：这本书举了大概八个国家高速发展的过程，举了五、六个产业如何形成钻石结构。给我的一个总体感觉是，我们的政府对经济的介入还远远不到位。除历史已形成计划经济的限制外，现在更多的问题是政府始终在与民争利，而且是普遍的与民争利。比如一个流行的观念，在出现变革的时候，政府的一个底线就是国有资产不能流失。什么叫不流失，是按市场观念不流失，还是按历史观念不流失?这是无法把握的，这是灰色地带。比如286计算机按账面残值现在还是四、五千块钱，因为当时进价一万多。今天谁还会花几千元买台286？这就在账面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但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不能按低价卖，所以很多国有资产无法流通。能否更大范围地提出保证国家的资产不流失，因为民营也是国家的一个部分，民营资产也是国家的财产。政府在市场中仅仅是一个单元，不能因为一个单元的资产不流失，导致其他四、五个单元都流失。政府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都有利，大家都有利了，才能民富国强。

　　高世楫：从动态看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应该谈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而造成机会丧失的成本。从政府所有资产所产生的效益看，改革不到位而造成的资产流失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从机会成本来衡量更是如此。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定位其角色。 首要的职能就是制定规则，并保证这个规则能实施；制定法律政策，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另外还要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比如教育投资。教育的普及和全面教育素质的提高是提高国家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在教育问题上，政府确实是很失职的。另外在促进企业间的有效竞争方面，政府需要放开准入，打击垄断行为，打击反竞争的行为。 一个总体的判断，就是各级政府都老是想管企业，把企业抓在手里，或政府代替企业作决策，而不是重点抓创造有利于竞争的环境。根据开放的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来衡量，我国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的情况还是很严重。

　　王巍：你这个三位说法很有意思，要把握政府在经济中比较适度的位置，把握政府在操作过程中比较适当的尺度。政府本身有太多的经济诉求，与民争利，这样使得政府无法保证建立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如果经济形势大好，人人情绪高昂，政府恨不得亲自代表企业到世界上当500强。如果经营不利了，政府又来亲自处理不良资产。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而且很大程度破坏了一种信誉，破坏了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值。 比较明显的，就是这次的国有股减持，这么大的动作，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动作，从政府来说，更多考虑的是计算单方的利益，公允地说是自以为考虑了各方的利益。希望解决保障金的问题，政府采取了强制的手段来解决。 再有一个例子是不良资产的重组。政府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是体制问题，如产权机制不明，长官意志、管理者渎职，政策变化，甚至还归结到"四人帮"那个年代。它首先认为造成不良资产是政府行为，自我批评很多，因此调整的时候，一定要从政府来调整。政府严以律己承担责任，姿态很好，但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我的判断，上述因素固然存在，但不良资产主要不是什么政府行为。首先，技术进步导致不良资产，奔腾一出来，286都是不良资产了。其次，企业竞争也导致不良资产，十个企业竞争，有了第一名，其他的企业都是不良资产了。另外，观念变化了，也会产生不良资产，如时装界、服务业中的产品最为突出。政府打错板子了，说是体制不对或管理不善，动不动就是渎职罪，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想做事。我认为，即便体制好了、管理者尽职了，不良资产仍然会存在，而且会随经济发展而增多。不良资产是社会发展的正常产物，有了不良资产是企业的压力，政府没有必要揽这个责任，花这么大的投入。与其冲在第一线把精力放在处理不良资产，还不如多做一些教育，多做一些培训，多做一些稳定社会环境的事，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激励企业提高竞争能力减少不良资产。

　　高世楫：如果用解决不良资产的钱拿来做社会保障体系，允许企业倒闭，允许企业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收购，这个时候市场化的进程就会更快一些，政府就不会老是扛着这么沉重的包袱。在谈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时候，还应该从中国发展的阶段来看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波特将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这同其钻石模型一起可以较好地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竞争力基础。我觉得中国现在是处于从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的一个转型过程中。所以中国同时有两个基本转型：在制度环境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经济发展阶段上，是要素驱动的阶段迈向投资驱动阶段。这两种转型造成了中国企业、产业和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独特的问题。

　　王巍：中国发达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正在向创新驱动阶段走，多种阶段在中国有所重叠。在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的转变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可以帮助提升环境。从投资到创新阶段的时候，政府应该无为而治。问题是政府投在什么方向，比如要进行教育培训，进行研发，政府要创造比较有规则的社会环境等。 总的来说，大的经济环境跟原来20年前比，中国政府稳定，这是做得比较杰出的。市场环境一直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资本市场十年来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问题是，我们一般性地创造一个市场体系已经不够了。现在要精细化，要将政府从经营中继续拔脚出来，把精力转向，提供更为到位的环境，帮助企业配置核心能力，帮助企业进行产业链聚集，建立价值链，帮助企业在国内内需饱和后走向国际。这是中国政府现在应该能做到的。

　　必须学会淘汰一批资源

　　高世楫：中国地方大，发展不平衡。除了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外，不同产业的技术水平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按你的说法是应该精细化，要量身定制。但政府第一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平稳进行，需要有比较高的政治智慧和政策水平。在创造市场竞争环境方面，要更多地开放市场准入，打破地域割裂，创造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从长期发展来看，在一些基础要素方面要有大的投入，最重要的是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尽早在全国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这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使我国在这方面比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那样规模与中国差不多的国家都要好。在影响国民财富创造和国家竞争力的相关领域，比如在创造有效的产业关联方面，政府确实需要做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成为全球制成品出口大国，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或未来的世界工厂，但出口的产品中多数还是属于装配产品，中国企业更多的是处于各种产业链的下游环节，获得的增值比较小。这跟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有关。为了提高整个国民的收入，使得企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增加值，政府需要在构造产业链上有选择性地做一些工作。一方面，是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中，我们必须加入全球分工，不可能什么都做，至少不能一开始就什么都作，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实力。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小国不能比拟的优势，也有小国所不必承担的责任。比如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我们在某些产业中必须具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想买也买不到。从我们国内的需求来看，我们在任何一个产业都可以建立一个从上游到下游的全方位的一个完整产业链。但这有一个过程。日本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过程中，最早也是从产品引进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支持企业搞一些研究开发工作，支持国内企业向上游延伸。比如做半导体，政府投资支持所需要的设备、材料的研究开发，支持企业组成研究开发联合体。从建构完整产业体系的角度，政府还要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市场化的手段作许多支持性工作。

　　王巍：这本书分析了美国、瑞士、德国、日本、意大利、韩国这么多的国家，画了一张图，把这些国家在全球所占的产业的份额列出来。波特说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是产业在世界上占的份额，这和国家的GDP和有多少个跨国公司没有关系。尽管大家都说中国二十年发展很快，可是我们哪个产业在全球都没有占到领先。个别产品有可能占到领先地位，这是国家需要提升的重点，这是一方面，就是说中国能否培养出一个或几个产业在全球上有地位。另一方面，一个国家资源丰富可能是一个害处，使得国家安稳，不淘汰自己。所以提出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要变得有竞争力，必须学会放弃一些资源，要淘汰一些资源，这样才能提升。大家不能都在现有的资源中找产业方向，而并不考虑全球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我们都是按照供给方来决定要出售的东西。你是鱼米之乡，那你是小康，永远不能提升。比如意大利的瓷砖，原料靠进口，但做到世界最好，美国一些产业也是如此。 所以你要看到什么是世界需要的，政府要使阻碍这个产业发展的各种资源变成高成本，使推动这个产业发展的成本变成低成本，鼓励这个企业发展。要使中国进入全球经济，成为一个有分量的国家，我们必须站在全球的大市场，重新定位中国的产业政策。

　　企业发展限度与国家息息相关

　　高世楫：我们在谈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转型，开放的国际环境等方面，中国都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波特要单单为中国写一本书，从学术研究角度都是值得的。 以服装业为例，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产品是服装，但你不能说中国服装最有竞争力，你只能说中国是服装加工的大国。我们每年350多亿美元服装出口，但创造的增加值其实是很少的，也就是转化为GDP的那部分并不多。因为在服装产业中，外国企业控制了品牌，控制了销售渠道，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加工。一个品牌服装和非品牌服装价格相差十倍二十倍，但在中国加工费用却是一样的；品牌服装的巨额利润都掌握在品牌商和渠道商手中。这种情况并非一、两天可能改变的。政府要做和能做的事，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部分企业进入上游发展，提供高质量的面料，通过改进面料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质量及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鼓励和协助中国企业创自己的品牌，获更高的利润。对不同的产业，政府和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方向也是不同的。所以在用波特这种框架分析目前阻碍中国提升竞争力的限制性因素是比较有意思的。

　　王巍：这就是政府要行动起来，帮助中国的企业进行垂直的产业整合。因为你必须专注，不是横向发展。我注意到波特说过一句话，企业必须了解，其发展限度与所处的国家的优缺点息息相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企业能够发展多大，和国家产业政策有相当的关系。我想中国的企业家走到今天，特别是与全球企业竞争的时候，都能深切地感觉到这个限度。所以中国企业有更高的诉求，如要求外汇自由兑换，要求可以改变公司法，可以到国外设立公司等等。这就是说企业已遇到了国家政策的瓶颈，问题是国家是否意识到这点。国家意识到它的所作所为是有可能严重地限制企业发展，也有可能极大地推动企业的发展，因此在教育中国的企业提高生产力走向国际的同时，国家也要提高其管理效率，提高其政策水平，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能够起到的一个作用，即帮助企业。在国家对企业有一定要求的今天，企业也应该对国家有一定的要求。

　　高世楫：企业对国家是应该有要求，但目前还没有机制保证国家政府必须尽快对企业的要求有所反应。好在许多地方政府已开始意识到，地方政府不再应该考虑控制多少企业，而是如何为企业发展和吸引投资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波特还谈到影响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因素就是产业集群。中国已经开始有了一些颇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或产业集群的雏形。比如珠江三角洲的服装加工、消费电子、计算机零部件、深圳的电信设备制造等。更可喜的是长江三角洲，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主导的IT产业集群、上海及周边地区形成的汽车产业集群、石化产业集群、宁波的服装集群，温州小商品集群等。这些地方，企业之间上下游的联系和横向的协作关系已慢慢形成。 另外一块，中国的消费电子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在生产层面上已做得非常好，从生产控制，销售网络的建立等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但如你所说，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碰到国家政策的瓶颈和制度环境的制约。现在这个行业的利润非常低，企业要提升技术能力、或者再进行扩张已没有利润支撑了。这种恶性竞争、过度竞争是不正常的，因为企业最后要发展、要有资金支持，而现在正常的利润已经没有了。如果消除了企业破产倒闭和兼并收购的那些有形和无形的壁垒，这么多家消费电子生产商，包括所有白色和黑色家电厂商，可以通过生产化的手段整合出几家大的企业集团。它们从企业合理利润出发而不是形成价格卡特尔，可以形成一个理性的定价，使得这些企业有一定的利润积累，有动力和资源进行研究开发，提升其产品技术水平和企业的竞争力。在政府一定程度的帮助下，中国可以整合出几家像索尼、松下这样的企业，可以和索尼、松下这样的企业竞争。因为国内庞大的市场，已使他们支付了必要的学习成本。

　　王巍：全球化并不消除政府政策差异，而各国正是由于有这种差异，才有可能使一个国家形成竞争和竞争优势的核心。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的政府如果能够在战略上形成一种面向全球化的战略眼光，建立同盟的关系，而不是领导的关系，那么中国经济进入全球化，某些产业形成竞争优势的时代就会到来。这是双方共同的方向。

高世楫:系统管理博士，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 国际体制比较研究室主任
　　　（sjgao@china-reform.org）

王　巍:经济学博士，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wangwei@mergers-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