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化金融资本的成就与悲哀 --读《华尔街上的白鲨》

李青原&王巍

　　李青原 汤玛斯.梅隆.伊文斯是美国经济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实不管我们回顾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就可以发现我们看到一些眼光超前、操作能力强的所谓历史的推动者。历史是人格化的，正如资本也是人格化的。《华尔街上的大白鲨》（The White Sharks of Wall Street---Thomas Mellon Evans and the Original Corporate Raiders, by Diana Henriques, 2000） 这本书正是伊文斯这样一个美国一次大战后活跃在经济变革中的金融资本家的人生写照。我的一位教授曾经说过，当今的世界历史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市场为中心的。不了解资本主义就不可能了解当今的世界经济，而只有了解了资本主义的昨天和前天，才能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的今天。通过人物自传了解历史的趣味之处在于品味人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本书在前言中说，"到了九十年代世界资本市场股价空前高涨，全世界各地的公司经理们，都像一个多世纪前的汤玛斯.伊文斯一样，是强势的人为强势的股东辛苦地工作着。人们不免会提出一个问题，当今的这些人，是不是也会像伊文斯那样，驾驭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巨大财富效应，而不需要做出半个多世纪前伊文斯所必须面对的那种艰难的选择。

　　王巍 我们陆陆续续做了很多次对话，都是围绕着在美国金融界、企业界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来讨论的，很大程度是在历史中学习种种观念，在社会结构动荡时期，经济进程中阐释一些创新的观念如何形成的，对社会影响是如何传递的。我们更关注企业家的人格和商业伦理，我觉得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走到今天，同时是一个步入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很多我们遇到的问题以及遇到问题的解决方式，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教授说的那样，都可以从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学习。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家，包括管理者过于看重中国的特色，把每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政治变化视为中国独特的东西，这是一个误区。就像罗马人所说的，阳光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所有的事都发生过。从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善于从历史中学习他人的经验，也是创新，而且是真正的创新。从这个角度说，观察和学习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谈话中的基本出发点。汤姆.伊文斯非常具有戏剧性，这个人虽然有一定的家族色彩，但几乎是赤手空拳打下天下的企业并购的典型。从历史来看，他的很多创意，直接影响到半个世纪后美国的商业准则。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兼并、并购过程中各种战略战术运用的始作俑者都是伊文斯。在五、六十年代他的企业家生涯的顶峰通过兼并收购各种手段控制了80个以上美国的公司。作为金融家拥有这样一种才干和影响社会的能量，实际上也是今天中国进入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如何学会与全球金融家同台共舞所必须参照学习的。

　　李青原 书的开头把背景放在九十年代，叫做"第二轮"，说的是现在华尔街上的年轻投资银行家们几乎没有人知道汤玛斯.伊文斯这个名字。然而他们津津乐道地从事着大量收购兼并，以及当今证券业不厌其烦地强调的股东价值，甚至投资银行生意不好时立刻会采取的"公司规模削减"（down size）都是伊文斯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做过和说过的。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历史总是自我重复"这句话。就像你刚才说的，阳光下真正新的东西其实不多，我还想引高盛前主席弗里德曼先生的一句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产生新思想，但一旦看到了新思想却不去学习，那才是一种耻辱。" 伊文斯叱咤风云的年代是美国工业革命高潮时期。一次大战使美国发了大财，国力空前雄厚，但是军事工业不再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因此国家面临经济转型和产业整合。伊文斯当时在匹斯堡工作。这里顺便提一下，伊文斯出身平民，11岁前双亲去世，可以说是童年不幸。他的母亲很重视对他的教育，他母亲是得肺炎死掉的，但不愿意为了治病而动用伊文斯的学费；伊文斯的父亲是死在手术台上的，不是因为病，而是因为医生开刀的时候刀下得太深。伊文斯个人命运的转机得益于他所受到的教育，也得益于当时一个富有家族的扶持，那就是梅隆家族。伊文斯为了感谢他们，把梅隆作为他名字的一部分。梅隆家族当时是一个工业王国，伊文斯通过梅隆家族的帮助，到海湾石油公司工作。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统计部，也就是现在的研究部。他是耶鲁毕业的学生，尽管学习不是十分努力的，他急于实践，而不耐烦谈理论。梅隆家族的影响还使他变得酷爱做生意，并且形成了一种不理会公众舆论和厌恶炫耀性消费的个性。

　　王巍 这里你涉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公众舆论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社会大家更重视一个企业家在社会公众形象定位。无论从生活方式，甚至包括离婚、结婚，是否受过处分等等，社会舆论对企业家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企业家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从这点来看在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也是一样的，伊文斯做了很多事，在他的行业中不被认可，大家觉得他太敢负债，挣得钱也太多了，富得太快，而且他是完全靠借钱做生意，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是不可理解的。在当时匹斯堡的环境下，大家景仰的是安分的商人。他始终因为不安分进不到任何一个圈子，总是遭受白眼。但是当时美国社会，不会由于你特立独行而葬送你的生涯，尽管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但社会公众还是积极与他做生意，因为大家还是以挣钱为主业，这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伊文斯的辉煌期是五十年代。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的大箫条，给美国整个企业界造成了严重的阴影，大家对美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前景感到没有信心。特别是他们本身或父辈直接处于捱饿的环境，给他们造成了很重的心理压力，所以都是攒钱，不敢轻易负债经营，为可能的再度箫条而积蓄。这种社会观念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从箫条中迅速恢复过来。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由于伊文斯是平民出身，在萧条期并没有多大心理上的挫折感。他比较早地看到经过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在重组，重组需要金融方面的动力，而且当时政府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金融支持。所以他独出心裁地设计了多种金融技术，动员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资本信用。不断把这种信用作为一种工具去获得新的资金注入，远远大于自身资本量。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把企业滚起来了。由于伊文斯率先在负债经营上做出了榜样，和他同时代的企业家出现了一个群体，这批人是最早期的投资银行家，当代意义的投资银行家是五十年代形成的。我看这本书也想到中国目前的经营状况。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资源配制并不合理，但中国的投融资体制迟迟不能从迷恋于历史转向于投向未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中国的投融资体制是面向历史的。在中国只要你有资产，不管资产是否已是破铜烂铁了，你就可以通过抵押担保获得资金。但如果你有一种想法，由于没有可抵押的资产，尤其你又不是国营企业，那你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去获得资金。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变成非法集资，形成诈骗，所以说这是一个社会环境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像雅虎、敦豪快运、IBM这样的企业，在中国这样的投融资体系下是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因为它们没有资产，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想法，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企业并购也是一样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也存在很大的空间。仅仅拥有伊文斯基于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方法或并购后的整合能力在中国的环境下是很难获得融资的。

　　李青原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有活力，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批对参与产业或金融迅速致富有着超常梦想、激情和精力的人。汤姆.伊文斯二十多岁就已经开始有了收购梦想，在海湾石油公司的工作一个月才挣25块钱，熟悉他的人回忆说，他经常看报纸、杂志，他从《财富杂志》上了解到了什么叫做公司的随时可变现财产，它等于现金＋其它流动资产－负债。那些通过收购兼并一夜致富的大亨们使他心动。虽然兜里没钱，他也养成了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寻找他想收购的公司的习惯。

　　王巍 作为一个杰出企业家应该具备几个要素。首先要有激情，同时要有想象力，还要有一个视野，这些东西使人超脱于世俗琐碎事务的纠缠而能看到一个产业的未来，从而超出当时社会公众的一般心态，这才能使得他最终出类拔萃，不具备这些因素是不可能出类拔萃的。伊文斯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企业家。同样在中国二十年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企业家。我之所以说中国企业家是成熟的，是出类拔萃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这二十年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许多学者动辄抨击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家族管理、不规范、落后等，常常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是卓越的，而造就这个事实的企业家们是平庸的，在逻辑上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家出类拔萃的表现方式与美国非常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家阶层是从农民阶层中，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形成出来的。这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像伊文斯以及GE的杰克韦尔奇，即使本人是平民，但他所处的社会是已有了百年市场基础的社会，他只要适应市场提升自己的能力就行了。而中国的企业家兼有双重任务，他要在改造自己，成为一个伟大企业家的同时，还要花相当大的精力去改造周围的社会。所以中国企业家即使同样出类拔萃，也与美国企业家有极大的不同表现。如果中国的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能够使中国的企业家更加集中他们的才智、精力致力于产业和企业的事，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中国企业家的心理负担，提高企业家成就，减少悲哀，我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成熟市场的标志。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熟，必然地和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变革联在一起。WTO是一个很大的外生动力，学习发达市场经济的历史，学习伊文斯和韦尔奇这些典范人物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也是使中国企业家群体成熟的一个内生动力。

　　李青原 回到你刚才提到的信誉问题，伊文斯的发迹之日是1939年3月，当时他28岁，他用了当时人们难以接受的方式成功地收购了M.V公司。他自己拥有一个小公司是生产蒸汽机车火车头的。这个时候正是火车运输向汽车等其他运输方式转变的时期，而暂时的运输量急剧下降也使火车运输的需求大大下降，于是不少人觉得火车运输没有出路了。M.V是一家生产火车车箱的公司，此时觉得无生意可做，就想把自己卖掉。而此时伊文斯看到了这个公司的可变现资产，他计算了一下，M.V出售的价格居然低于该公司所持的现金加上其他可变现资产再减去债务，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机会，但手头没钱，于是他先去购买M.V公司的股票、期权，指望着用期权到期的收益回购M.V公司，但没想到收益甚微，钱仍然不够，最后他向一个私人小银行家借了一笔钱，没什么抵押，只是这个银行家相信他的魄力和判断。这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企业家再有梦想、激情，如果没有支持他们的金融信用链，没有人可以一步登天。

　　王巍 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我们提出了"人格"，就要具体到人上。我做了大概二十年经济，十年来与各式各样的企业家有过接触，帮助企业做上市、改制等一系列工作。我觉得中国企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从笼统抽象的角度你能看到一个企业家阶层存在着，共性是一样的，但几乎缺乏个性。就是说缺乏一种人格的魅力。人们常常泛泛而论，中国的企业家的特点基本就是几条，叫做有宏观意识，善于把握政策变化，能够团结班子，领导群众，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这是成功的中国企业家的总体个性。在中国你几乎看不到失败、犯错误的企业家，因为在中国社会只要犯一个商业错误就可能致于死地，因为多数企业家代表的是国有资产，损失就可能意味着渎职，不是双规进监狱就是出局了。我看了伊文斯的经历，他一生中犯了很多的错误，最后和他儿子反目为仇，他树了很多的敌人，多次违规，被管理部门聆训，而且差点进监狱，但他仍然成为美国金融界的英雄，今天读来还是栩栩如生。企业家作为人就要具备人的一切魅力，而人的魅力之一就是可能失败犯错误。我看到中国企业家所有的错误都是不伤大雅的错误，比如不够虚心，个人英雄主义等，但总的来说都是可以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帮助下可以挽回的，从而一步步从小做大，取得成功。像史玉柱那样掉下来再站起来是特例，被评上2001年度经济界风云人物，其原因就是他失败了又能站起来。而事实上企业家失败再站起来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失败后自己承认的错误是一种矫情的错误，如果他真正犯错误，我们的制度是不允许他继续待在原岗位上的，他只能下台、出局。企业家犯错误是一个正常现象，就像我们以前读一本书的时候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如果犯错误后就把这个人赶出局了，那么这个错误就真正成为了历史上的错误，因为再也没有机会挽回了。但是如果这个人犯错误后可以重新爬起来，吸取经验教训继续前进，中国人有一句话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个错误就是一件好事。所以只要谈到中国企业家，谈到中国企业家这样一个群体，你就不可避免地谈到中国企业家的人格魅力问题即犯错误的问题。数学上一个原理叫正态分布，群体的绝大多数份子都在钟形分布中，只有少数的另类才在两边。而社会的发展表明，这两批另类的另类思维才使得社会的发展有新的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由于市场经济这个另类在二十年中动摇了计划经济这个主流或者说正态分布，在稳定的钟型之外建立一个新的基准，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基于市场经济的正态分布，新的企业家阶层就形成了。

　　李青原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人到底是制度的产物，伊文斯的成就，是代表着有创新力的资本，在追求利润的动力下，不断扩展自己的利润来源，获得成功的过程。而他的悲哀恰恰是那种资本不可抑制的追求利润的动力，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推向一个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得不冲破人性的边缘。比如你刚才提到的，他多次触动法律、差点坐牢以及最终他的亲生儿同他在收购兼并战场相见，这些不是简单的商业错误问题，他们也体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和作为人之间的冲突。

　　王巍 我们衡量一个企业家和在衡量一般人的时候应当是不同的标准，特别是在道德评价上。我们往往喜欢用道德来评价企业家，而这种道德往往是空泛的道德，好与坏，正义与不正义。企业家要讲道德，讲的是商业道德，而商业道德是可以测量的，就像帕累托曲线一样，如果说损害你的利益，可能导致大家的利益都受损害。市场中的商业道德是可以测量的，有针对性的。而在计划经济下，这种道德是无法测量的，是一种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很难把握。我们今天看伊文斯是一个英雄，同样我们看韦尔奇也是一个企业界的英雄，但换到不同社会评价标准下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最近我读了杰克. 韦尔奇的自传，这是目前国际最畅销的书，国内很多企业家也争相传阅。从书中看，韦尔奇的自传当中常规的东西比较多，远远不比今天讨论的这本书让我感到有意思。也许是因为韦尔奇这本自传是比较常规的西方管理经验，也许我们对于通用公司太熟悉了，如今已觉不新鲜。很多老板跟我谈韦尔奇自传中谈到的一些经验，我说这些经验拿到中国能不能用？他们想了想，说不能用。我说既然拿到中国不能用，在中国有什么好处？韦尔奇要做到数一数二，做到垄断，独断、大刀阔斧裁减机构。他强调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别人控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都是不具备的。我仔细阅读了韦尔奇写到败走麦城的部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他就不会走到今天。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会是一个独断专行，不尊重领导的人，因为他看到了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方向，在实施的过程中一定会犯众怒，在中国一定会被搞下台。比如，韦尔奇去年花了十几亿美金代价的费用，去收购霍尼维尔公司。这本来有可能演成世界型的重大并购行动，在美国虽然通过了，但在欧洲却未获得反垄断机构的批准而失败了。而这种失败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欧洲反垄断机构否定过波音麦道的合并，尽管是美国公司的合并，但由于其合并影响了整个全球的经济竞争环境，所以未被欧洲通过。这件事做了一年多，韦尔奇本想在退休之前划一个圆满的句号，结果失败了，花了十几亿美元的代价，而且导致通用公司股票市值一度大跌，这在国内从资产流失角度而言是重大渎职，至少要"双规"一下，但在美国就没有这些问题。这些都说明了一个企业家的人格和个人魅力，一定要在一个制度即市场制度和社会制度当中体现。因此我认为如果要产生真正代表下一世纪中国企业家的人格，也一定要有一个好制度来匹配。如果不改掉这个制度，不更新我们对企业家整体的认识，中国就不会产生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所以当大家讨论世界五百强，更多的是看到一个规模，看到为民族争光，看到中国所谓的独特资源，但在社会制度、文化理念的制约与差距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也许你可能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在表面上达到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标准，但真正产生具有五百强素质的企业家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这是不可忽视的，也可能是不能超越的。

　　李青原 我还是那句话，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而企业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马克思曾说过"资本只有通过资本才能被消灭"，或者说资本要完成了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征服自然，创造物质文明的历史使命之后，才会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所谓有中国特色也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好，我认为都不能改变企业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这一根本道理。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资本在推动物质文明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就是对人性的扭曲可能会比以前少一点可能会受到一些控制，如此而已。所以我有时看到媒介的一些说法，感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尚存在着许多的模糊或错误的观念。王巍你同意吗。

　　王巍 既然企业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他必须基本要实现资本的意志，要赚钱要增值。我始终搞不清楚，有多少中国的企业家是不赚钱的企业家，不知道他是否还应该叫企业家。现在活跃于传媒、电视上，到处在总结经验的，有多少企业家认真算过帐，他们很多根本是不赚钱的。

　　李青原 你说的这些东西，就是我刚才想说的话，如果他不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就不是企业家。多年前我看了一篇令我非常伤心的一则报道，那是改革的开放初期，说是沈阳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企业家，因为解雇了工人，被砍死，现在这种事情当然可能很少了，但我记得前些日子，讨论二板市场，一个反对意见竟然是"因为会引起贫富不均。"这又使我想起，我在香港的时候关于创业板的讨论。其中一位商人的话，我听着颇为顺耳。当时很多人提出中国没有什么高新技术企业值得为之专门设立一个市场，而这位商人却说，"你们在说什么呢？只要这个市场能帮助一个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这个市场都是值得的"。在我们大谈竞争力的时候，我总是想说，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就是该国企业家竞争力的综合，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首先是企业，而企业的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家的竞争力。企业家都是人，所以既要把企业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来研究，又要把他们作为人来研究。你刚才讲的有关制度问题，其实没有什么高深之处，既然都是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就是商业道德的问题。 　

李青原:经济学博士，高盛公司国际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兼职教授

王　巍:经济学博士，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wangwei@mergers-china.com）